每个人难免都会遇见一类这样的朋友，每每把你夸成一朵花，恨不得还要外加一个括弧--永不凋谢的塑胶花。"方向不对，努力白费"，是他们的"法宝"，所以不管你爱不爱听他们总要一遍一遍地跟你讲。

想到崇祯帝的亡国，就总恨不得在崇祯帝的身边能多一些，更多一些，甚至包括他的臣子、宫女，最好连同皇后一起也都是这么一类人，然后每天不休的在崇祯帝耳朵边跟他讲"方向不对，努力白费"才好。

(资料图片)

因为崇祯帝也实在太忙了。从十七岁那年做了皇帝开始，直到三十四岁自刎殉国，他就如同一匹瘸子马，没日没夜拉着一辆破损不堪的大马车赶路，累得哼哧哼哧不说，又一头扎进悬崖下"车毁人亡"。纵然有人要说"明之亡实亡于神宗"，可既然这个霉运落在了他的头上，要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也是说不过去的。

如果有的话，问题又出在崇祯帝的哪些行为上，他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？

>首先，便是崇祯帝的"勤政"

崇祯怕是我们历史上最勤政、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了，当然近些年来也有人说隋炀帝也很勤政，而他们两个人的"勤政"似乎又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崇祯帝的"勤政"，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：

>其一：日日早朝，时时召对

>他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颇为"勤政"的皇帝，以至于徐元文、张廷玉修《明史》时会有"明之亡实亡于神宗"一说。

>其二：勤于用人，用人不专

>尤其是清理了盘根错节的阉党势力后，就想要"一朝天子一朝臣"。可他用人又不专，今儿个用，明儿个废是常有的事。想想崇祯帝在位不过十七年，竟"诛杀总督七人，巡抚十一人"，崇祯帝的"忙"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>其三，是急于求治，朝令夕改

>至少明末名将袁崇焕的死，就不能说与崇祯帝的"急于求治"无丝毫关系。

当年的袁崇焕还是一介书生。初入行伍，一战打死努尔哈赤，再战打趴下了皇太极。足可以担当的起大明中兴的重任。

少年天子崇祯一上台，也想励精图治，就想到要起用袁崇焕，君臣对答，两人聊得很顺溜。崇祯帝"龙颜大悦"，袁崇焕"热血沸腾"，崇祯帝还想问个明白，辽东还守不守得住，我这皇帝的板凳还坐不坐得稳。袁崇焕想着让崇祯帝心里踏实，便说道"五年复辽"。

当袁崇焕再次驻守宁远，崇祯帝话里话外总要用"五年复辽"，不时就敲打敲打他；袁崇焕也越来越觉是芒刺在背，于是一再向崇祯帝要粮饷，好给自己找个日后开罪的借口。时日迁延，君臣失和，甚至矛盾也开始慢慢激化。

袁崇焕最终被崇祯帝给赐死，这一事件似乎也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呢。

其次，崇祯帝执政如同儿戏

在我们整个几千年的历史上，唯独明朝的皇帝是最"多才"的，如宣宗善于斗蛐蛐、正德当过"大将军"、嘉靖是养生专家、万历好敛财、天启皇帝更是做得一手好木匠活儿，崇祯倒是位"专业"的皇帝，其执政的能力又让我们大跌眼镜。比如：

>其一，崇奉宗教，祈求神明降福，搭救他的大明王朝

>自打朱棣依仗着"真武大帝"的帮忙，从他侄子朱允炆那儿夺来皇位后，大明的皇帝都很迷信"真武大帝"，这位"老神仙"。为了得到他的"降福"，崇祯帝甚至将《山海经》都给搬了出来，用上面的"神兽"，更定文武官员朝服上的图案。其结果却在他的意料之外，"降福"没有得到，反而花了一笔冤枉银子。

后来士兵们闹饷，崇祯帝更是把宫中所藏历朝历代的铜器都给融掉，来铸钱，这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是独一份的。

无休止的加征，只能是逼着农民们开始逃亡，起先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。后来地方官迫于严令，必须征足一定的数额，一户逃就由其余九户补足；九户逃就由未逃的那一户补足。这就意味着一旦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两户逃亡，很快便会演变为"集体大逃亡"。他们走投无路，只能加入到起义军中，明朝的起义军越剿越多，其根本的原因正在于此。

如果朝廷真的这么缺银子尚还罢了，暂不说那些肥的流油的藩王们，就是崇祯帝本人，都还藏着三千七百万的"内帑"呢。只是后来崇祯帝做雷锋，送给了李自成。

《甲申核真略》的作者杨士聪，曾经在崇祯帝身边任检讨 , 当他听闻此事后，感慨道："呜呼! 三千七百万 ! 捐其奇零 , 即可代二年加 派。乃今日考成 ,明日搜刮,使海内骚然 ,而扃钥如故, 策安在也 ? 先帝(崇祯帝)圣明 ,岂真见不及此……吁, 其亦可悲也矣 !（据谈迁：《国榷》）

结语

总而言之，或许崇祯帝不是一个坏人，但他也绝对不是一个值得同情的皇帝！在他当政的十七年里，百姓们背井离乡，饿死沟壑，更有甚者如《诸城县志》称，"出境二十里，见道旁刮人肉者，如屠猪狗。 … … 又行半日，见 一 老抠，持一 死儿，且烹且哭。"

在我们几千年来全部的历史中，怕是没有哪一个时期比这更悲惨一些了吧。

>其二，便是他喜欢诿过臣下，自我标榜

>关于崇祯帝喜欢下"罪己诏"，想必已经众所周知了，其实连我们所熟知的崇祯的"勤政"、"节俭"，恐怕都是他自己标榜出来的，更有甚者，连他未能"南迁"，终至于城破人死，似乎都跟他的这一个性有着莫大的关系呢。

关于"南迁"的计划，明廷议过其实不止一次。尤其是崇祯十七年，时任左中允的李明睿，于正月初三日向崇祯帝提起南迁计划的时候，崇祯帝就高兴得不行。然后示意李明睿在第二天的朝会上提出，还不能透露出他自己也很想迁都的意图来。

从崇祯帝在迁都问题上表现出的迹象来看，他不是不想迁都，其实是不想由自己去担"放弃祖宗陵寝"的罪名而已。他希望看到的朝会应该是这样的：内阁及六部的众臣们一请南迁，皇上不准；然后众臣再二请南迁，皇上再不准；……。如此众臣们三请，四请以后，崇祯帝这才勉为其难，在众臣们的"胁迫下"南迁。

事实上，明朝的文官们也都不愿意自己去背"弃半壁江山于不顾"的身后骂名；更有甚者如光时亨，还想着以此来沽名钓誉呢。于是在朝会上，大臣们一请南迁，崇祯帝不准，众臣们也都跟着顺坡下驴，不言语了。众臣们不按套路出牌，在崇祯肚子里排练了无数次的剧情，戛然而止，被气得破口大骂，"君非亡国之君，臣皆亡国之臣"。

由此看来"死要面子活受罪"，这个词儿，还真的不是传言。

不知恤民，对百姓加征不断

>水利不修

>据计六奇的《明季北略》上说：天启七年陕西发生大旱，次年的崇祯元年继续大旱，其中陕北受灾程度最重。到崇祯三年，灾区扩大到全陕。崇祯六年旱蝗霜三灾并至，全省大饥。

相对来说讲，崇祯元年高迎祥率众在陕西起义；崇祯二年，李自成又加入到起义军中。也就是说，仅仅局限于陕北一隅的旱灾，而且还是在刚刚发生的那两年，就已经爆发了规模不小的农民起义，明廷的抗旱救灾工作到底有没有做过，就不得不令我们疑心了。以我们中国这么大面积的领土，其实每年都难免会有些灾患的，时至今日不也是如此么。而正是这样一次局域性的灾患便引发这么大的暴动，我们还要将大明的亡国，诿过于天灾，就未免跟崇祯帝一样儿戏了吧。

事实上在崇祯帝在位的十七年间，就从未有过朝廷组织民众兴修水利的记载。而且在《烈皇小识》上还有这样一段故事：有一次崇祯帝当着众大臣们的面儿，大发感慨叹民生的艰难，给事中黄承吴便抓住时机建议兴修水利，当崇祯帝听说"需要钱粮"的时候，就马上顾左右而言他，将此事糊弄过去了。

>加征不断

>明代的加征其实是始于万历年间的。当时迫于辽东战事吃紧，朝廷便开始了加征"辽饷"。崇祯帝上台后，在保留"辽饷"的基础上，又陆续推出了"剿饷"、"练饷"等税收加征项目；民众的负担就可想而知了。何况还未去计较贪官污吏们的中饱私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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